第446章 续1 账户里的幽灵 (第1/2页)
　　
　　加密账户的解密过程比苏砚预想的顺利。
　　
　　这本身就不正常。
　　
　　凌晨三点十七分，苏砚坐在公司地下三层的安全实验室里，面前的三块曲面屏泛着冷蓝色的光。陆时衍站在她身后，手里端着今晚的第三杯咖啡——他已经连续工作了十九个小时，西装外套早就不知道扔在了哪里，衬衫袖子卷到手肘，领口解开两颗扣子，露出锁骨下方一小片因为长时间紧张而泛红的皮肤。
　　
　　“进去了。”苏砚说。
　　
　　屏幕上的进度条跳到100%，一个境外银行的账户界面在屏幕中央展开。页面的设计很简洁，灰底白字，没有多余的装饰，像一张电子版的死亡通知单。
　　
　　陆时衍凑近了一些。他闻到了苏砚发间残留的洗发水味道——不是香水，是某种柑橘调的洗发水，很淡，混在机房冰冷的金属气息里，像冬天暖气片上放了一片橙皮。
　　
　　他强迫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屏幕上。
　　
　　“余额不对。”陆时衍皱眉。
　　
　　账户余额显示为0。
　　
　　不是接近0，不是小额残留，是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0.00。这个账户在三天前还有将近两千万的流水进出，而三天前——正好是薛紫英潜入资本总部获取核心交易记录的那天。
　　
　　“周牧之把钱转走了。”苏砚的声音很平静，但她的手指在键盘上敲击的力度比平时重了三成，“他知道了。”
　　
　　“不一定。”陆时衍俯下身，右手覆上苏砚握着鼠标的手，引导她将光标移向交易记录的筛选栏，“看这里——账户的最后一次操作不是转账，是归档。有人把所有交易记录打包下载，然后手动清空了账户余额。”
　　
　　苏砚的手在他掌心里僵了一瞬。
　　
　　不是因为亲密的接触——虽然这个姿势确实过于亲密了——而是因为屏幕上那个归档文件的命名格式。那是一串数字：20080615。
　　
　　2008年6月15日。
　　
　　她父亲公司正式宣告破产的日子。
　　
　　“他知道我会查这个账户。”苏砚的声音终于出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，“他把钱转走不是目的。他把这个日期留下，是为了让我知道——他知道我会来。”
　　
　　陆时衍没有说话。他的手从苏砚的手背上移开，转而按在她肩膀上，力度不重，像一个无声的锚点。他见过苏砚在法庭上把对方律师驳得哑口无言的样子，见过她在董事会上用三句话让一群老狐狸闭嘴的样子，但此刻她盯着屏幕上那串数字的眼神，让他想起了十年前那个在债权人会议角落里看《算法导论》的小女孩。
　　
　　同样的表情。
　　
　　拼命告诉自己不要哭，拼命假装不在乎。
　　
　　“下载归档文件。”陆时衍说，“无论他留了什么，我们一起看。”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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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文件很大，将近2个G。解压之后是上千份扫描件——银行流水、合同副本、会议纪要、通话记录、甚至还有手写的便签。时间跨度从2007年到2008年，正好是苏远山的公司从危机初现到最终破产的完整过程。
　　
　　苏砚一份一份地翻。
　　
　　她的表情始终没有变化，像一台正在处理数据的机器。但陆时衍注意到她每点开一份文件，呼吸就会暂停一瞬——不是深呼吸，是那种突然忘了呼吸的停顿，然后在下一次吸气时用力过猛，肩膀微微上耸。
　　
　　他认识这种呼吸模式。他的当事人在听到不利证词时也会这样。那是身体在替大脑承受冲击。
　　
　　“停。”陆时衍突然按住她的手。
　　
　　屏幕上是一份《债权人会议签到表》，日期是2008年6月10日，破产前五天。表格上有几十个签名，大多数是公司财务和律师的名字，但右下角最后一个签名让苏砚的瞳孔骤然收缩。
　　
　　苏远山。
　　
　　是她父亲的名字。但签名不是她父亲的笔迹。
　　
　　苏砚从小临摹父亲的字。苏远山写“苏”字有个习惯——草字头下面那一横永远写不直，因为他的右手食指在工厂打工时被冲床压伤过，关节变形，用力时笔会往左偏。所以她父亲写的每一个“苏”字，草字头都像被风吹歪了的茅草屋顶。
　　
　　但这个签名不是。这个“苏”字写得工工整整，横平竖直，端正得像是用尺子量过的。
　　
　　“有人在模仿我爸的签名。”苏砚的声音像一块被冻住的铁。
　　
　　“不只是模仿。”陆时衍将光标移到签名的墨迹上，放大了八倍，“你看墨迹的渗透程度。这批文件的纸质是普通的A4复印纸，正常签字墨迹渗透到纤维里的深度大约是0.3毫米。但这个签名——墨迹渗透了将近0.8毫米，说明签字的人下笔非常慢，非常用力。他不是在签名，他在描。”
　　
　　描。
　　
　　有人拿着一份苏远山签名的真迹，一笔一划地描在这张签到表上。
　　
　　“这份签到表的原件在哪里？”苏砚问。
　　
　　“应该在法院的破产案卷档案里。但周牧之能拿到扫描件，说明他经手过这套档案。”陆时衍的声音沉下去，“你父亲当年的破产案，周牧之代理的是对方公司。按照程序，他没有权限调阅你父亲的破产案卷，除非——”
　　
　　“除非他买通了法院的人。”苏砚接上。
　　
　　“或者，”陆时衍顿了一下，“除非这份签到表从一开始就不在法院的档案里。是有人事后塞进去的。”
　　
　　苏砚的手指在鼠标上收紧。屏幕上的光标在那个描出来的“苏”字上微微颤抖，像一个在认罪书上按手印的人。
　　
　　“继续往下翻。”她说。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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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第47份文件是一份手写的会议记录。
　　
　　记录的是一场发生在2008年4月2日的“技术论证会”，参会人员名单里出现了三个名字：对方公司的技术总监、一位来自某高校的“专家证人”、以及——
　　
　　陆时衍。
　　
　　陆时衍。这三个字出现在一份2008年的文件上。
　　
　　而2008年的陆时衍，还在读法学院二年级。他不可能出现在任何与技术论证相关的会议上。
　　
　　陆时衍的脸色在一瞬间变得苍白。不是恐惧，是一种比恐惧更深的情绪——像是你站在一面镜子前，却发现镜子里的人做了你从未做过的事，说了你从未说过的话。
　　
　　“这不是我。”他的声音沙哑，“2008年我大二，那年我在——我甚至不在那个城市。我在老家的法院实习，有几十个同事和带教法官可以作证。”
　　
　　“但有人想让这份文件看起来是你。”苏砚将文件往下翻了一页，第二页是会议记录的“发言摘要”，其中一段被红色记号笔标注出来——
　　
　　“陆时衍（实习律师，周牧之教授课题组成员）提出：根据《专利法》第六十九条，反向工程不视为侵权。本所代理的原告方已对争议产品完成逆向解析，建议将技术鉴定的重点放在‘实质性相似’的证明上。”
　　
　　这段话写得极其专业。引用了正确的法条，使用了当时通行的话术格式，甚至连“实质性相似”这个后来才流行起来的术语都用得恰到好处。
　　
　　但陆时衍没有说过这段话。他这辈子从来没参与过任何与技术专利相关的案件，直到三个月前代理那起千亿AI专利案——苏砚的对立面。
　　
　　“他在二十年前就开始布局了。”陆时衍的声音空洞，像一个终于看清自己一生都被操控的人，“周牧之。他从二十年前就开始伪造我参与这起案件的证据。我那时候甚至还不认识他。我是进了法学院之后才——不对。”
　　
　　他突然停住了。
　　
　　苏砚转头看他。陆时衍的瞳孔在机房幽暗的光线下急剧收缩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后脑勺。
　　
　　“我为什么会进周牧之的律所？”他问，不像是在问苏砚，更像是在问自己，“我法学院的成绩是全院第三，毕业时有四家红圈所的offer。周牧之的律所规模排不进前二十，薪资不是最高的，平台不是最大的。但我偏偏选了他。因为——”
　　
　　“因为他主动联系了你。”苏砚替他说完了。
　　
　　陆时衍闭上眼睛。是的。周牧之在他大四那年亲自给他打了一个电话。电话里说，看过他在校刊上发表的几篇论文，觉得这个年轻人“对法律的信仰跟自己是同一种底色”。二十三岁的陆时衍被这句话感动得几乎失眠。
　　
　　现在回想起来，那通电话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剧本里的台词。
　　
　　而他是唯一不知道自己在演戏的演员。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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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苏砚继续往下翻文件。
　　
　　第89份。第134份。第201份。
　　
　　越往后翻，伪造的痕迹越密集。陆时衍的“签名”出现在不止一份文件上——技术鉴定委托书、证据清单确认表、庭审观摩申请书——每一份都做得天衣无缝，签名的墨迹深浅、笔锋走势、甚至笔画的先后顺序，都经过了精心仿制。
　　
　　“他不是在伪造证据。”苏砚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裂缝，“他是在造一个人。”
　　
　　一个他需要的陆时衍。
　　
　　一个从大二开始就参与过商业机密案件、跟周牧之的团队有深度绑定、在“苏远山破产案”中扮演过关键角色的“陆时衍”。这个人不存在，但纸面上存在。而纸面上的存在，在某些时候，比真实的存在更有用。
　　
　　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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